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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某挪用公款一案
发布网：http://www.ryw7tnd.cn/ 发布者：重庆律师事务所 编缉时间：2007/3/29 10:06:06
龚某挪用公款一案
公诉机关：重庆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
被告人：龚某，男，1956年8月1日出生，原系重庆××工业炉有限公司总经理。
起诉书简介：
重庆××工业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业炉公司）于1997年6月25日成立，其中重庆钢铁设计院占有85％的股份，系国有控股公司。1998年4月17日，被告人龚某受重庆钢铁设计院委派担任××工业炉公司总经理，对公司工作全面负责；1999年12月6日，被告人李某受重庆钢铁设计院委派担任××工业炉公司总工程师；2002年7月18日，××工业炉公司聘任陈某、杨某为公司副总经理。
被告人龚某在受国有单位委派担任××工业炉公司总经理期间，伙同陈某、李某、杨某，利用职务之便，为供货商谋取利益，共同收受供货商贿赂；被告人龚某还利用其职务之便，为供货商谋取利益，单独收受供货商贿赂；被告人陈某利用其担任××工业炉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之便，为供货商谋取利益，单独收受供货商贿赂，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2003年5、6月份，被告人龚某经与被告人陈某共谋后，以为××工业炉公司筹措经营费用为名，在与供货商烟台市×××工业炉厂及其下属的烟台××炉管厂签订、履行《攀枝花×××成套合同》、《上海×××成套合同》等合同过程中，为其谋取利益，从2003年6月至2006年1月期间，共同收受烟台市×××工业炉厂法定代表人王某（另案处理）好处费共计人民币320万；在与供货商无锡×××冶金设备有限公司签订、履行《本钢×××供货合同》、《中外炉×××成套合同》等合同过程中，为其谋取利益，从2004年1月至2006年2月期间，收受无锡×××设备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另案处理）好处费共计人民币300万元。其间，被告人李某和被告人杨某于2004年5月起参与共同受贿510万元。被告人龚某、陈某、李某、杨某经共谋，将该受贿款中的101万元用于购买重庆市渝北区红锦路22号重庆市总商会大厦25－5号写字间一套供四被告人四人开办公司使用；60万元用于四被告人辞职后共同成立的上海奥能热工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能公司）注册资金使用；借给重庆市信达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总经理邓某40万元；四被告人每人分得现金20万元；被告人李某私人购买宝来轿车一辆用去20.8万元；被告人杨某四人购买宝来轿车一辆用去20万元；还用于四被告人的四人车辆的油费支出等私人开支。
（二）被告人龚某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为××工业炉公司供应耐火材料的信达公司总经理邓某（另案处理）。为了长期承接××工业炉公司的耐火材料供货业务，邓某、肖某（另案处理）夫妇于2005年12月将一辆现代索纳塔轿车（价值人民币19.8万元）送给龚某，供龚某个人使用。
（三）、被告人陈某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信达公司邓某、肖某夫妇。为了长期承接××工业炉公司的耐火材料供货业务，邓某、肖某夫妇于2005年12月10日购买一辆价值人民币31.8万元的帕萨特领驭轿车送给陈某，陈某实际支付给邓某、肖某夫妇17.35万元，从中受贿车款差价人民币14.35万元。
（四）2005年5月份，被告人陈某购买的融侨半岛B3-29-4号住房准备装修，邓某得知后便回家同肖某商量，认为陈某是××工业炉公司的副总经理，又在分管经营，以后从××工业炉公司接业务还要陈某帮忙，于是决定出钱为陈某装修，被告人陈某也表示同意。2005年7月至8月，邓某、肖某夫妇为被告人陈某装修融侨半岛新房过程中，共花费人民币34.6万余元用于支付装修公司费用以及购买各种装修材料、家用电器等，被告人陈某未支付过任何款项给邓某、肖某夫妇。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认为，被告人龚某在受国有单位委派到国有控股公司从事公务期间，伙同被告人陈某、李某、杨某，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共同非法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620万元，其中被告人李某、杨某参与共同受贿510万元；被告人龚某还利用其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非法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19.8万元；被告人陈某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非法收受他人贿赂人民币49万余元。被告人龚某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陈某的行为已分别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六十三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分别以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李某、杨某的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且被告人龚某、陈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处罚时还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被告人李某、杨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处罚时还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
我所办案经过：
2006年8月1日，被告人龚某妻子委托重庆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龚某涉嫌受贿一案侦查、审查起诉、一审阶段的法律帮助人、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办案律师多次前往羁押场所会见被羁押的龚某，听取龚某的陈述，并详细了解案件的每个细节；经过对案件的详细了解及认真查阅案卷材料和相关法律法规，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后，二位辩护律师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形，在法庭开庭时发表了以下辩护观点：
一、被告人龚某系工业炉公司的聘用人员，并非受重钢设计院或中冶赛迪公司委派到工业炉公司从事公务，本案被告人龚某不宜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处。
（一）、被告人龚某所在的重庆××工业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业炉公司）系1997年6月25日依法登记设立，注册资金210万元。该公司由法人股和自然人股组成，其中法人股为重庆钢铁设计研究院，占有公司出资额的38.1％(出资80万元)；自然人股由龚某等29名股东出资130万元组成，占公司注册资金的61.9％，其中龚某个人实际出资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金的2.38％。2002年7月，工业炉公司公司注册资金变更为1000万元，其中重庆钢铁设计研究院出资额为850万，所占比例为85%；被告人龚某出资额为12万元，所占比例为1.2％。2003年重钢设计院改制为中冶赛迪公司，同时中冶赛迪公司也代替重钢设计院作为工业炉公司的法人股东，均表明工业炉公司系有自然人参股的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规定“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而1997年6月13日，经工业炉公司首届董事会决议，龚某被工业炉公司董事会聘任为公司经理直到2006年2月5日他辞职离开工业炉公司，均非委任。根据前述情形，辩护人认为，龚某作为工业炉公司董事会聘任的经理，并非受国有公司委派从事公务，依法不能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二）、被告人龚某1997年6月13日，经工业炉公司首届董事会决议，被聘任为该公司经理。根据工业炉公司章程第22条“公司设立董事会，为公司的权力机构，董事会由七名成员组成，其中法人股东代表两人进入董事会（赵某、王某）”以及第26条“公司设经理，负责公司日常工作和执行董事会的决议，公司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公司经理列席董事会”，前述证明龚某并非国有法人股东委派到工业炉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他在炉子公司并未进入权力机构董事会，他只是列席董事会，无决策权和表决权，他只对董事会负责，他在钢院和中冶赛迪公司也未享有任何工资和社保待遇，并不直接对重钢设计院和中冶赛迪公司负责。故龚某系工业炉公司聘用人员而非国有企业的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
（三）、根据重钢设计院和中冶赛迪公司的相关文件显示，从1997年工业炉公司成立到2006年2月龚某辞职离开，工业炉公司代表国有法人股的委派人员均系他人，而非龚某。
1、1998年渝设院发（1998）63号文件《关于控股公司干部任职的通知》显示，赵某、王某系重钢设计院委派到工业炉公司的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在工业炉公司从事公务活动，赵某同时还系工业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工业炉公司有监督管理权，而在该文件中，龚某仅仅为工业炉公司的聘用人员；
2、渝设院发（1999）153号文件《关于撤销工业炉室并对重庆××工业炉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改革的决定》第3条“原院工业炉室的职工本着自愿的原则，由工业炉公司根据需要，采取择优和自主决定聘任的方式进入公司，工业炉公司实行劳动合同制……，工业炉公司聘用的在职职工的在籍关系全部转到工业炉公司，人事档案由院人事部门代为保管，工资及所有福利全部由工业炉公司承�！币约暗�12条“本决定从2000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院承担工业炉公司新聘用原院职工的费用到1999年12月31日为止。原工业炉室现正在承担的设计等工作一起划到工业炉公司，费用清算截止到1999年12月31日，由院有关部门与工业炉公司清算”。
3、根据中冶赛迪（2006）23号文件《关于确认重庆××工业炉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主管领导的通知》第2条“……该炉子公司的主管领导由余××副总经理担任”；第3条“炉子公司所有对外投标，报价的项目，在报出之前，必须经股份公司主管领导审核和报董事长批准”；工业炉董字（2006）1号文件《关于公布股东会、董事会选举结果的通知》中，肖××为工业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以上均表明从1997年工业炉公司成立到2006年2月，重钢设计院、中冶赛迪作为国有法人股东，委派到工业炉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系赵某、王某和第三届为肖××、余××，均非龚某，受委派从事公务另有他人，与龚某无关。
（四）、龚某既然非国有企业委派，而系聘用，他与聘用单位签订有劳动合同，他的劳动关系受聘用合同的约束。
1、劳动合同书；
2、工业炉公司为龚某缴纳养老保险的证明；
3、龚某与工业炉公司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据，并缴纳79200元违约金的收据
根据以上事实，工业炉公司1997年成立的工商登记材料、公司章程、工业炉公司增资扩股以及股东变更和重钢设计院、中冶赛迪公司的相关文件资料，以及龚某与炉子公司的聘用合同均表明，龚某并非如起诉书指控的受国有单位委派到国有控股公司从事公务活动，他仅系在国有参股、控股的公司从事管理的工作人员，不属国家工作人员，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17号文已有明确规定，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3）167号文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后，原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和股份有限公司新任命的人员中，除代表国有投资主体行使监督、管理职权的人外，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故本案龚某的身份依法不能以国家国家工作人员论，起诉书指控龚某构成受贿罪于法无据，本案应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追究龚某的法律责任。
二、控方指控被告人龚某等被告共同受贿620万元证据不足，所指控收受620万元贿赂的事实不能成立。
1、现控方查明的以及四被告人的供述：四被告人利用101万元购买重庆市总商会大厦写字间一套、60万元用于四被告人开办公司注册验资使用、出借给邓国强40万元、四被告人每人分得现金20万元以及四被告人车辆油费支出等费用加起来仅有320万元，没有620万元；四被告人自己支出的仅300万左右，另320万实际用到了工业炉公司的经营上，不能算为本案四被告人的共同犯罪金额。
2、另外，杨××、王××虽然往自己户名的存折（银行卡）内存入了620万元，但并非该620万元的所有权人已经发生转移，前述存折（银行卡）户名均为杨××、王××，该二人随时对存折（银行卡）内的款项享有自由支配权，并随时有权挂失取得卡上全部资金，控方不能据此推定存折（银行卡）内的款项就属于四被告人已经收受的贿赂款项，只有实际支取占有后才能转移所有权而案发至今二个卡上还余有100余万元；因此，辩护人请求法庭按照已经查实的款项予以确认。
3、被告人龚某等人收受杨××、王××的款项中用于车辆油费等方面的支出应属公司开支，不应记入受贿金额内。被告人龚某的车辆主要用于公司工作，所产生的有关车辆油费等费用属于因生产经营所必须的正�？魑揪碛懈美喾延玫谋ㄏ�，但控方没有举示任何证明工业炉公司针对被告人龚某车辆油费等费用已经给予报销的证据，因此，辩护人认为四被告人收受杨××、王××的款项中用于车辆油费等方面的支出应属公司开支，实质上属于私车公用情形，因此该笔费用不应记入受贿金额内。
4、王××、杨××证词所称系支付好处费，与今天庭上同被告人的供述极不吻合，争议较大，王××、杨××作为本案关键证人，对本案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的规定，前述证人没有法定理由而没有出庭，而四被告人当庭均表示前述二人支付的系经营费，事实上这620万也大部分用于了工业炉公司的经营，现我们无法当庭质证，请求法庭对公诉人举示的前述二人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并请求法庭依法予以查实。
三、根据本案具体情况，辩护人认为本案不应区分主从犯。
我国《刑法》第25条所规定的主犯，是指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员，而本案中被告人龚某虽系工业炉公司总经理，但在整个收受杨××、王××的款项中，均是作为班子领导成员的四被告人经过共同商议后，共同作出的行为，只是分工不同，并且许多款项龚某不清楚，更未经手，本案并非由被告人龚某在进行组织、策划且起主要作用；同时，四名被告人在对涉案款项进行分配时，全是采取的平均分配，被告人龚某并未多分得一分钱，而且用的车是最差、最旧和最便宜的。辩护人认为，四名被告人共同商议后，共同收受款项，且在对涉案款项采取的是平均分配，因此，本案不应区分主从犯也无法区分主从犯。我们认为本案中，不能因为被告人龚某在职务上系工业炉公司经理就简单地认定其为主犯，而应从本案他起的作用和地位来进行实事求是的认定。
四、龚某在本案中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
1、龚某具有自首行为。
2006年6月30日检察院通知龚某到检察院，他到检察院就交代了自己收受他人车辆以及龚某和其他三被告人各分得20万元的事实，并交代了其他被告人收受车辆的事实，2006年7月1日本案才正式立案，同天龚某被宣布刑事拘留；辩护人认为，龚某在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前，主动积极地交代自己的罪行，并积极退款，其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第三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2、龚某具有检举、揭发同案犯的情节。
根据庭审查明，龚某到案后第一向侦查机关交待了其犯罪事实，及本案其他三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公诉人也当庭承认了龚某系第一个向侦查机关交待犯罪事实，并检举、揭发本案其他三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辩护人认为，龚某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 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的，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钡墓娑�，请求法庭对龚某从轻处罚。
3、龚某全部退清了赃款。
2006年7月1日龚某刑拘当天就通过侦查机关侦查人员给其爱人蔡××写条子，请蔡××将家中存款全部交出，争取宽大处理。家属看到侦查人员出示的纸条后，已经积极主动地向司法机关交了家庭全部财产人民币168万元， 美元9488.52，以及涉案的现代索纳塔轿车，前述退款、退物折合人民币已近200万元。而龚某本人实际得到的现金仅20万元，车辆鉴定价格为19.8万，也即是说其亲属为其多退了一百六七十万，作为龚某的爱人，蔡××不清楚具体情形，倾其所有进行退款，连她个人的工资卡都交了出来，其目的也是为了龚某能得到司法机关的宽大处理；在四名被告人中，被告人龚某虽然分得的现金和其他被告人一样多，并且用的车是最差、最旧和最便宜的，但他的退赃却是最多的，辩护人认为，在我国经济类犯罪中，有无认罪、悔罪表现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在于有无退赃，本案被告人龚某应区别于其他三名被告人，因为本案中只有龚某一个人退清了全部赃款，并且还多退了一百多万元，请法庭考虑龚某这一退赃情节，在处理时区别对待，以体现我国法律积极退款应酌情从轻处理的规定和我党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同时，辩护人请求退还龚某家属多退还的部分现金。
五、被告人龚某收受他人财物，没有给国家和社会以及工业炉公司造成重大损失，且确有部分款项系因为工业炉公司经营所需而支出经营费，实际为工业炉公司小金库，请求合议庭在评议时充分考虑这一情节及事实。
被告人龚某所收受的为供货商依法正�；袢±蟮囊徊糠郑槐桓嫒斯巢⒚挥幸蛭帐芩瞬莆锖缶徒档凸ひ德径怨┗跎痰难≡癖曜蓟蛘咛Ц吖┗跎痰墓┗跫鄹�，让供货商获得高于正常供货不应获得的利润；且确有部分款项系因为工业炉公司经营所需而支出经营费。由此来看，被告人龚某行为的性质并不恶劣，同时，也没有给国家和社会以及工业炉公司带来较大损失。请求合议庭评议时充分考虑前述情形，给龚某从轻或减轻处罚。
法院判决：
经法庭审理认为：被告人龚某、陈某、李某、杨某身为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供货商好处费共计人民币620万元，为供货商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中被告人李某、杨某参与所取好处费人民币510万元。被告人龚之军单独收受他人财物价值人民币18万余元；被告人陈某单独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49万余元。被告人龚某、陈某、李某、杨某的行为均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龚某、陈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李某、杨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鉴于被告人龚某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如实供述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较重罪行，且退赃积极，依法应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成立，但因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龚某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指控被告人人龚某、陈某、李某、杨某犯有受贿罪的罪名不当，予以变更。对于被告人龚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其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辩解、辩护意见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龚某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判处陈某犯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李某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杨某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一审判决后，被告人龚某对此判决未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