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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诉交通银行存单纠纷一案
发布网：http://www.ryw7tnd.cn/ 发布者：重庆律师事务所 编缉时间：2006/9/6 15:53:26
商业银行诉交通银行存单纠纷一案
申 诉 人： 重庆市商业银行邹容路支行
被申诉人： 中国交通银行重庆分行渝中支行
案情简介：
商行邹支行（以下简称“商行邹支行” ）与交行渝中支行下属的两路口分理处（以下简称“交行两分处” ）于1995年1月23日及同年2月11日签订了存款协议�！吧绦凶拗小痹谇┒┬榈牡比栈虻诙眨头直鸾布�500万元（一笔300万元、一笔200万元）的存款交付给了“交行两分处”。该两笔存款进账单上填写的收款人为商行邹支行，收款人账号没有填写。该款到交行两分处后，因商行邹支行未在交行两分处开户，会计主管郭军请示当时的两分处副主任李君，李君指示将进账单上的收款人账号填写为重庆富泰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富泰公司” ）的账号0210011708，并在进账单背面签署“请按账号入账”字样，于是该款实际进入富泰公司账户。同月25日，富泰公司将该款划给了保利重庆实业发展公司华杰公司（下称“保利华杰公司” ）。
另查明，保利华杰公司、富泰公司先后与1998年10月25日、1999年11月27日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存款到期后，“商行邹支行”支取未果，遂于1997年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渝中区法院于1997年10月10日作出“（1997）中区经初字第230号、231号民事判决”判令：渝中支行向商行邹支行兑付五百万元及利息。
判决后，被告交行渝中支行不服，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受理后，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于2001年12月4日作出“（2001）渝一中民终字第294号、295号民事判决”认定：商行邹支行与交行渝中支行两分处并无存款的真实意思表示，两者之间是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关系，该借贷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属无效行为。交行渝中支行的上诉理由成立。二审法院同时判令：“富泰公司”与“保利华杰公司”各以本公司清理后的资产返还商行邹支行的借款及利息。
商行邹支行不服本判决即于2001年12月25日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未果。
由于二审判决判令已被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三年多的“富泰”和“保利华杰”公司的股东出面，清理该两个早已消亡多年的公司资产，并由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故致使此判决的执行异常艰难，四年来商行邹支行不断向法院申请执行，却根本无法执行到一分钱。
无疑此判决使商行邹支行的权益悬空。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2004年3月商行邹支行依法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申请，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完全采纳了其提出的抗诉理由并于2005年1月15日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
我所办案经过：
2003年4月商行邹容路支行委托重庆丽达律师事务所的两名律师担任其再审阶段代理人。由于本案历经漫长的诉讼，涉及相关已通过了一审、发回重审、重审一审、二审、申诉等等程序，为使本案得到一个公正的判决结果，接受委托后，两位律师认真查看案卷材料，查阅相关法律法规，调查取证后，于2004年3月依法向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申请，提出抗诉申请理由如下：
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一）.申请人与交行渝中支行间的存款关系真实存在
本案中，“商行邹支行”与“交行两分处”签订存款协议后，将共计700万元款项交付给了“交行两分处”。现有充分证据证明这700万元已转由其控制和支配之下，双方即据此已建立了真实的存款关系。一中院认定我方与“交行两分处”之间没有存款的真实意愿，是回避最高人民法院《存单纠纷案规定》第五条有关“存款关系真实性认定”的规定。虽然存款时有瑕疵，但根据规定，只要存款关系真实，交行即应兑付。而不应以有无存单来判断有无存款关系以及能否兑付。
（二）.我方并无任何“指定”用资人的事实和证据
在本案的一审、二审中均已查明，无任何证据证明“商行邹支行”示意或要求“交行两分处”将本案中的700万元转移给“保利华杰”公司使用，也没有“商行邹支行”直接要求将上述款项划入“富泰”公司账上的事实。市一中院在二审判决和其后驳回我行再审申请的通知中，均做出如此推理和判断是无凭无据的。反而是被“交行渝中支行”之工作人员——交行渝中支行两路口分理处副主任李君，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转移他人资金，使其最终被“保利华杰”公司占有。二审法院视本案牵扯几个用款单位，就涉及几个法律关系，就将其追加为被告，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三）.申诉人的损失是交行工作人员李君的职务行为造成，“交行渝中支行”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鉴于前述真实存在的存款关系，以及李君的犯罪行为系借助“交行两分处”副主任身份行使的职务行为这一事实，中国交通银行重庆分行渝中支行与“交行两分处”应承担完全的民事责任。同时，前述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商行邹支行”与“富泰”公司、“保利华杰”公司无任何借款、用资的协议或约定，双方毫无任何法律关系。在此情况下，二审法院无视造成我方财产损失只直接原因系“交行两分处”内部管理混乱以及李君的故意犯罪行为这一重要情节，反而牵强的判令已被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三年多的“富泰”和“华杰”公司的股东出面，清理该两个早已消亡多年的公司之财产，并由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交行渝中支行”仅承担40%的赔偿责任。事实依据何在？
（四）.对同一事实和证据，在同一法院，在民事和刑事判决中产生截然相反的不同认定。
已发生法律效力的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渝高法刑终字第499号刑事裁定书，以及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1）渝一中刑初字第435号刑事判决书，均一致认定李君挪用了包括本案中我行700万元在内的公款这一犯罪事实。本案二审民事判决首先不能违背已发生了效力的、对李君的刑事判决书中所确认的基本事实，进而毫无根据而又十分牵强的推定出一个虚假的事实，以推卸“交行两分处”的责任。相反却让作为受害者的申请人承担过错责任。如此判决的依据何在？法律的一致性与公正性又体现在何处？
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
该判决认定本案是以本案是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无任何事实依据
及法律依据。
根据《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的若干规定》，收取或约定收取高息是“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关系的显著特征，也是区分和认定“一般存单纠纷”与“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的重要依据。二审法庭在审理过程中本已非常清楚的查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申诉人有取得或约定取得高额利息的事实。但该法庭又置事实与法律规定于不顾，十分勉强的将本案认定为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这是对事实认定的根本性错误，该规定于法无据。
同时，二审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第三项，判令交行对“保利华杰”公司不能赔偿的部分承担40%赔偿责任，必须应有商行“指定”的过错。本案没有商行“指定”的事实，二审法院适用该条不当。
三.二审判决使申请人的权益悬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二审法院判令由与本案并无法律关系的“华杰”公司
“富泰”公司股东等一系列人员，先行清算早已被吊销执照三、四年的公司财产后，再确定交行的赔偿金额，实在有帮助“交行两分处”规避责任之嫌。事实上，申诉人在渝中区法院申请执行三个判决书，就根本无法执行到一分钱。
四. 本案追加保利华杰公司和富泰公司的股东为第三人，这是错误的。
1.首先，本案是一般存单纠纷，我方未指定用资人，并且与富泰公司和保利华杰公司无任何联系。
2.对已经被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几年的、虚幻飘渺的公司，法院仍然判决
其所谓的股东来清算公司财产，在存款纠纷案中史无前例。
3.本案对“用资人”的确定混淆不清。即使是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用资人也只能是“富泰”公司，而不应包括“保利华杰”公司。对于用资人“富泰”公司再次转款的行为，在民事案件中不可能也不应无休止的追查、追加下去。
综上，两位律师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以现有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中商行邹支行与交行两分处的存款关系十分清楚，是一般存单纠纷关系；同时有充分证据证明正是“交行渝中支行”之工作人员李君挪用公款的犯罪行为才造成了商行邹支行的财产损失，交行渝中支行难辞其咎；因此其应对商行邹支行的财产损失承担全部民事责任。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完全采纳了两位律师上述的抗诉申请意见，于2005年1月15日作出“渝检民抗［2005］2号、3号民事抗诉书”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随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0月24日、12月28日分别开庭审理了此案。
两位律师在查阅全部案卷材料，认真分析案件事实和证据后，遂提出如下代理意见：（详细代理意见参见上述“抗诉理由” ）
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一）.申诉人与交行渝中支行间存款关系真实存在
（二）.我方并无任何“指定”用资人的事实和证据。
（三）.申诉人的损失是交行工作人员李君的职务行为造成，“交行渝中支行”
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四）.对同一事实和证据，在同一法院，何以在民事和刑事判决中产生截然相反的不同认定。
二.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
三.二审判决使申诉人的权益悬空
四.本案追加保利华杰公司和富泰实业公司的股东为第三人是错误的
五.司法公正必须体现其统一性。
判决结果：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06年6月5日作出“（2005）渝一中民再终字第515号、第516号民事判决”认定：本案应认定为一般存款纠纷，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成立。双方签订的存款协议有效，交行渝中支行应向商行邹容路支行承担兑付义务。
一审受理费、其他诉讼费共计4025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其他诉讼费共计29462元，均由交行渝中支行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