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丽达律师事务所 -经典案例
您当前的位置是：首页 | 经典案例 | 内容
李某故意杀人案
（重庆丽达律师事务所徐丽霞律师承办）
案情简介：
1999年11月12日凌晨女教师王某被人杀死在家中，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血迹和其他可疑痕迹。公安人员在检查死者的遗物时，发现死者在日记里曾写到如果自己被害了，就是前夫李某所为。公安人员在调查中还了解到死者生前跟她的同事也曾说过类似的话。11月13日公安机关拘传了李某，随后进行了拘留和逮捕。某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李某故意杀人一案。判决李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李某收到一审判决书后，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同时委托她的家人找我作他的二审辩护人。
办案过程：
接受委托后，我深感人命关天，自己责任的重大。我通宵达旦的，反复查看案卷材料。看完材料的初步印象是一审判决李某犯故意杀人罪证据不足。
本案除了李某自己曾供认实施过犯罪外，没有其他任何人证或物证据能够证明李某当时在杀人现场实施了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有罪和处以刑罚；……”而本案定罪和处罚的依据，只有被告人的口供。公安机关虽多次提取了被告人的唾液、指纹、血液，搜查了被告人的人身和住所，扣押了被告人的衣物等。但均没有发现能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故本案违反《刑诉法》关于定罪量刑的规定。
我反复分析，比较被告人的多次口供内容，发现被告人李某对犯罪经过和情节的供述漏洞百出，前后矛盾，与客观犯罪现场不符。
一、供述前后矛盾、相互矛盾且于事实不符的情节：
①犯罪时间问题。李某15日、16日交代是在凌晨三点钟左右；17日、18日交代是在到达王耀群处后不久，即凌晨一点多钟左右。证人证言一审认定李某是在到达王耀群处后不久，一审认定不能。
②发生性关系问题。15日、16日交代于王发生了性关系，18日交待是在行凶中强奸了王；17日交待又没有与王发生性关系。尸检未发现精液。一审认定的事实是没有发生过性关系。
③使用小刀的问题。15日、18日交待用尖刀刺王的胸部。16日交待没有使用尖刀，17日交待用折叠刀刺王胸部并搅动。15日交待用事先带的煤油洗刀，17日、18日交待用水洗刀。法医鉴定没有发现被害人胸部有尖刀刺进并搅动的痕迹。一审对此情节根本没有进行调查和认定。
④割颈的问题。15日、16日、18日交待用菜刀砍王颈部一刀，17日交待用菜刀在王颈部反复割。
⑤捂嘴的问题。15日交待用毛巾、床单捂被害人的嘴，16日的供述中根本没有捂嘴的情节；17日交待用手捂被害人的嘴；18日交待用左手、被子捂被害人的嘴。鉴定书中分析王的口唇损伤特征，认为损伤系他人软性钝器捂口鼻形成，如毛巾、手等可以形成。一审认定是被告用毛巾捂被害人的嘴。该认定明显缺乏充分的证据。
⑥袜子的问题。15、16、17日交待将袜子一只仍在床上、一只仍在被害人身上（未谈及具体部位）；18日交待中没有此情节。17日还交待被子是白色薄型的。而现场勘察的是一只袜子丢在被害人阴部，一只在洗衣机上，且丢在阴部的袜子袜尖被烧坏。
⑦信和合影的问题。15、17、18日交待将信和合影撕碎仍在垃圾筒里、16日交待里又没有此情节。现场勘察没发现垃圾筒是有撕碎的信和合影。
⑧擦拭血迹的问题。15、16、17、18日分别交待用久夹克、T恤杉、白色T恤、短T恤擦拭血迹和摸过的地方，并将衣服仍出窗外。现场没有发现带血的夹克和T恤。
⑨呼救的问题。17、18日交待被害人在遇害时曾呼喊“啊，打强盗”、“打贼，打强盗”、15、16日交待被害人遇害时根本没有呼救的情节。
⑩17、18日交待被害人所穿睡衣颜色为粉红色，而现场勘察为白色。但事隔2月后的1月26日的尸检补充说明改为淡红色。
○1115日交待将带血的床单、毛巾放到洗衣机里装满水。现场勘察洗衣机里没有床单、毛巾。
○1217日、18日交待用刀撬抽屉、用拖把拖地。现场勘察没有撬迹和拖地的痕迹。
○13李某交待的杀人现场为卧室床上，而现场勘察的杀人中心是厨房与卫生间。
以上可以看出李某的口供是前后矛盾、相互矛盾的地方。根本不能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相互审查，又怎么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呢？
真实的口供应当具体明确，它是案件事实情况的真实反映，应当合情合理，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而李某的口供前后矛盾、相互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且漏洞百出。李某既然已承认了杀人，就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隐瞒微不足道的犯罪经过和情节。这些供述中的矛盾、混乱只能说明李某本人在编造。而非亲身所为。
李某的口供中既有认罪的供述也有翻供的辩解。同时他还讲明了翻供的理由，因为他是在审讯人员的逼供、诱供下作出的供述。一是逼供，公安机关传讯他后，就采用车轮战术，轮番审讯。不让他休息，且强令他蹲在地上，不准坐下和起来。他长时间蹲在地上又得不到休息，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迫于无奈，只好按照审讯人员的要求编造犯罪事实。二是采用诱供的方法。由于他未杀害过被害人，不知道被害人被杀的真实情况，只好凭想象和审讯人员的提示编造杀人情节，但他的供述始终与客观事实不符，达不到审讯人员的要求。审讯人员就一次次地不断的重复询问他的犯罪经过，以求被告供述与现场吻合。故李某仅对犯罪经过的供述就多达五次。庭审中李某曾谈到他在1999年11月12日晚在家听收音机，收音机里讲的是一种妇科药。以此证明自己当时不在案发现场，但一审对这一重要证据却没有依法调查。刑诉法第32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察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币簧蠖岳钅车姆┑谋缃猓耆挥璨橹�，是主观认定被告有罪的表现。刑诉法第42条第三款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倍杂诳诠┑牟橹な羰担胪ü渌ぞ葜な�，不结合其他证据也就无法查证。一审对李某供述的内容是事实，或是辩解的内容是事实这一至关重要的证据都没进行查证。就片面地以他的有罪供述来认定李某有罪，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实事求是的。
公安机关在现场勘察时提取了一把小刀，但却没有将小刀送去检验。鉴定书没对水果刀的判决书中查明的“事实”也不能在任何一次的询问笔录中完整体现，而是多次询问笔录中部分情节的拼凑和组合。这种短章取义的做法是不符合法律对证据的要求的，也是极不严肃的。
为了更全面了解案件，我多次会见了被告人李某。作了详细的询问。在会见时我发现李某个子矮小，只有1.6米。而死者王某身高1.58米，中等偏胖身材。两人在打斗中，李某没有绝对优势。事发当晚，邻居都听见了王某的呼救声。也就是说王某是与凶手进行搏斗后才被害的。如果王某与李某进行搏斗，李某的身上是会留下抓、挖等痕迹的。但公安机关检查了李某的全身，没有发现任何伤痕。这一情况也是值得怀疑的。我还调查了有关的证人，了解到李某与王某虽已离婚，但关系还是可以，跟没离婚一样生活。我又不辞辛劳地到凶案现场作调查。王某住在青木关镇，而李某是住在走马镇，两地相距40多公里。一审认定，李某在11月12日晚11点40分从走马到青木关到作案，随后又在11月13日早晨7点赶回到走马镇。试想，一个人一夜未睡，又行凶杀了人，且还经过了长途颠簸。一定非常紧张、疲惫的。但证人肖松证明，在7点50分他见到李某时，李某跟往常一样，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这也是值得怀疑的。
二、一审认定的部分事实存在不可靠的问题。
1、一审认定，1999年11月12日23时许李某从走马镇租乘一辆摩托车到青木关王某处。
但这一情节除李某的口供外却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刑诉法第42条第三款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倍杂诳诠┑牟钍率羰�，须经过其他证据来证实，不结合其他证据也就无法查证。乘摩托车的情节没有经其他证据相印证，是不能定案依据的。若李某又供认是乘出租车或面的，那么交通工具就按出租车或面的来认定吗？李某现已翻供，一审又凭什么来认定李乘的是摩托车呢？
按理摩的是一长期、固定的营运行为，时间又比较晚了，这一证据容易且能够查找，除非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
2、一审中认定李某用菜刀砍割王某颈部数刀。该认定是完全没有充分证据的。
菜刀上没有李某的指纹,也无其他证据证明李某曾用过该菜刀。公安机关刑事技术坚定书记载:死者王某……损伤系锐器形成,如菜刀等可以形成。也就是说其他的刀具可以形成这样的伤,那么公安机关凭什么认定本案的杀人工具就是菜刀呢?就凭在窗外找到的是菜刀?且现场还有一把水果刀。从本案的现场来看,犯罪人对现场进行了处理,没有留下任何指纹、痕迹,说明犯罪有一定的反侦察能力和手段,丢下菜刀、毛巾等制造假象、混淆视听,而将真正的杀人凶器隐藏,给侦察设置障碍是完全存在。
3、一审认定李某欲点火焚尸灭迹未果。根本没有证据可言。
以上的分析证明本案的证据不确定充分、未能形成指向犯罪事实的锁链,且漏洞百出。根本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三、本案在证据的取证程序上存在问题。
公安机关在1999年11月13日18时至19时40分拘传、询问了李某后,一直将李某 拘禁。到15日才拘留的。(李某说是在17日才拘留的)。刑诉法第92条规定“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超过12小时,不得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公安机关的做法违反了该规定,据此取得的证据,很难讲不是逼供、骗供造成的.诉讼上的证明除了必须符合逻辑规律外,重要的是符合法律的要求,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离开程序进行证明就属于违法。
综上所诉,本案除了被告人自己曾做过的犯罪供述外(没有经过其他证据证明属实),公安机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人到过现场,实施过犯罪行为。现在被告人已完全翻供、一审判决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证据是不充分、确实的。
二审法院采纳了我的意见,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办案体会:
刑诉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就不能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如果本案真如一审法院认为的那样“被告人李某的杀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依法严惩”的话,那么根据罪罚相一致的原则,李某应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一审判处死刑,缓刑2年执行、说明一审法院从证据上也不能切实确定李某犯有故意杀人罪,但认为各种迹象极大可能是李某,而采取的一种折中。这种折中是对“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原则的背叛。是对法律尊严的践踏。前不久在昆明发生的“从民警到死囚、从死囚到民警”的杜培武惊天大冤案,我们还记忆游新。杜培武是一个人民警察,在蒙冤时,他比一般的普通人更具有保护自己的能力,他的遭遇说明了刑讯逼供的厉害程度,和不严格的审查证据,对不确实、不充分的证据在主观臆断下,进行的逻辑推理带来的严重危害性。本案同杜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深感在法制社会的今天,严格依法办案,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应落实在实处,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人的尊严,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制理念。